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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2018/1/14 9:41:55 来源:明德史馆 []

[作者简介]王学典,《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网站http://www.163nvren.com/

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1955年前后在`自由'派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中都孕育着某种即将露头角的东西,”因而,1955年这个年份”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这一年以后的东西方历史学,都在“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发端于1949,但严格地讲,真正的转向也大约发生在1955年前后,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胡适批判运动”———这意味着学界向民国学术路线的集体公开告别。至此,当代中国史学开始了它迄今50年的崭新行程。在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再一次重新定向之际,回顾一下这一行程,可能十分必要。

我们看到,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所通常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来自http://www.163nvren.com/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学术史尤其如此。坚持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消长沉浮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观点,是本文的基本叙事线索;通过描述近50年中国史学的变迁之迹,揭露其中所掩盖的不同治史路线之间的分歧,从而显示出一条眼下看来较为完善且有生命力的为学取向,是本篇论文的命意所在;认为历史研究的走向与历史本身的走向基本上是同步的,因而有必要对某些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进行社会史分析,是本文的基本预设。笔者申明,本文的写成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高度简化和选择的结果,尽管这要牺牲许多重要的方面和事实,但这不过体现了所有历史叙述都无法逃避的无奈。

当代史学的两大阶段

从学风丕变、话语系统转换、史观派与史料派地位的沉浮诸角度看,近5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大体上可区分为两个段落,这就是前40年和后10年。

早在1951年,郭沫若在对比新旧中国的历史学时就说,新中国的历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等。陈垣的概括和感受更为具体:“过去我们这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要;只愿单干,不愿集体;只爱专门,不爱普及;只重材料,不重理论;只顾自讲,不求人懂;只讲往古,忽略现代;只愿研究,不愿教课;只重著作,轻视讲义。”这些判断与描述,除有些可能为了强调新旧史学界之间的断裂而稍嫌夸张外,大部分则是可以采信的。原文163nvren.com新旧中国历史学之间的确有一条鸿沟。

新旧中国历史学之间的差异,现在看来,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差异。1.在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主张尽可能地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而史料考订派则坚执“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2.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史观置于治学的初始环节上,甚至认为“没有理论,材料等于废物”,考订派则强调“拿证据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3.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关节和时代的大转折,而这些大变动、大关节和大转折的叠合,则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在考订派那里,一个字的古义的辨识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价值,他们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极端者则沉醉于对历史的细枝末节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4.在普及与专精、著史与考史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注重通史的写作与著述,特别关心历史读物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史纂”的路子;考订派走的则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史考”的路子。在旧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20—30年代,考订派处在主流地位上,因此其所倡导的学风、路数、旨趣也就成为主流学风、主流路数,而史观派的学风、路数和述作则备受轻蔑。版权http://www.163nvren.com/1949年后的中国,不只社会天翻地覆,学术界也同样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考订派连同其路数则被放逐到史学界边缘,近50年的中国历史学、特别是50年代前期的历史学就是在这一大势下展开的。

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前40年的中国历史学,我们可以把这40年大体划为三个小段落:从1949年至1958年,从1959年至1978年,从1979年至1989年。如果说从1949年至1958年的史学走向是史观派与史料派漫长冲突的余波的话,那么,从1959年至1989年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史观派内部的分裂及其冲突的时期。这一冲突在1979年以前纯是史观派的内部冲突,而从1979年至1989年,当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仍在剧烈进行的同时,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冲突在潜伏了近20年之后又重新启动。这预示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情景。

考订派从突然失势到逐步退出中心,史观派从一下子夺取了话语权力到最后完全控制整个史坛,是1949年至1958年近10年间史学界的总体图景。1949年,史界有影响的人物,除胡适、傅斯年和钱穆等人外,其余包括著名的“史界二陈”和顾颉刚等人及几乎全部少壮派则选择留在大陆。推荐http://www.163nvren.com/可以说,一个主体部分基本完好的史料学派仍屹立在1949年后的大陆史学界,虽然它在巨大压力下正处于急剧分化与解体之中。这个学派在应对这个对他们来说崭新的时代方面,表现出三种类型的姿态:幡然醒悟型、遗世独立型、艰难改造型。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艰难改造型”,反映了大多数考订派复杂而矛盾的倾向:想积极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社会,但又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想和过去诀别以取得基本的信任,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接受改造,但又难以一下子丢掉他们看得很重的所谓“操守”。相当长时间内顾颉刚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不到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可以看作是史料派整体的被冷落,他所感受到的轻蔑也绝不是他个人独特的际遇。但总的说来,史料派在50年代前期的生存境况与后来相比还是比较平静的。

不过,新的社会并没有耐着性子消极坐等这批唯物史观阵营之外学者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当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当然意味着唯物史观派学者在史学领域里的胜利。网站163nvren.com这对考订派成员来说本已构成生死存亡般的压力,紧接而来的一系列运动和措施,则使这一学派迅速走向瓦解:“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实证主义”,接受“马列主义”;而与此一运动几乎同时的院系调整,使得史料考订派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此后的胡适批判,是胜利了的唯物史观派对步步退让的考订派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出击。“胡适派”从此声名狼藉,甚至成为“反动”的代名词;顺理成章的是毛泽东史学思想权威地位的确立。而毛泽东的历史观念和由此产生的对史家的期待,又无一不与考据史家的治史路数针锋相对。随着毛泽东史学思想对史界全局的规范,史料考订派的存在显得尤不合时宜。1958年的“史学革命”,可以看作是对考订派的最后一击,这是以往历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运动的总汇,其后果是史料考订派作为一个潜在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这显然是五四以后史料派与史观派长期对抗的自然延续,这两大史学流派的漫长对抗只有到这时才能宣布以史观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场“史学革命”虽然是短命的,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埋伏下此后史学界所有冲突的根。1959年开春伊始,史观派的内部分裂即已呈现:一方面,一些人继续沿着“史学革命”的道路往前走,直到与“文革”前夕掀起的更大规模的“史学革命”合流;另一方面,许多人则开始觉醒,企图制止这场“革命”的进行。史观派的内部冲突由此而起。这一冲突可以看作是史观派内部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冲突,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主义派与阶级观点派的冲突。冲突的一方代表人物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及吴晗和黎澍,这些人在和史料派的冲突中是站在第一线的,现在,他们则面临正在崛起的一批更激进的青年学者的压力与挑战。而且这批激进青年学者与他们信守着同样的理论假定和治学取向,坚持着同样的政治原则和基本立场,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对这批激进青年持一种比较严厉的态度。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之所以在批完史料派后又转身针对同一阵营的激进青年或自己的激进追随者,很可能是因为这批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在批判“史料学派”或“资产阶级史学”时,已经从深处动摇了历史学本身存在的根基,郭、范、翦对这些青年人的批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在捍卫历史学之所以是历史学的那些东西、那些准则。从本质上说,“文革”前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也可以看作流行的“政治”与“科学”的冲突。

从1959年初开始至1966年“文革”爆发为止,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主要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1.在“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史观派学人一致认定,历史不能脱离现实、学术不能独立于政治;但稳健派认为,二者之间毕竟有一条可以分辨也必须加以分辨的线,而激进派当时的做法和言论则将导致学术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从而取消了学术自身,郭、范、翦诸人对此深为忧虑。2.在“理论与材料”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史观派学人也一致认定,理论处于更根本的地位上;但稳健派认为应大体平衡“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口号由此提出,而激进派则主张应“以论带史”,郭、范、翦认为,这样做会败坏学风,所以反对起来便不遗余力。3.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是当时的共识,但稳健派认为应将“阶级观点”放在“历史主义”的框架内加以约束;而激进派则断言,用不着“历史主义”出来“补偏救弊”。郭、范、翦特别是范、翦感到,这会摧毁历史学的基础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或“科学性”,所以他们站出来维护“历史主义”。4.在如何估计“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封建历史创造中的相对地位问题上,激进派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只有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才是这个社会前进的基本推动力量;稳健派认为,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帝王将相是有贡献的,农民阶级及其起义是有局限的,论战于是不可避免。

“曹操问题论战”、“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论战”、“农民政权性质问题论战”、“史(材料)论(理论)关系问题论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问题论战”、“民族关系问题论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论战”、“李秀成评价问题论战”、“清官问题论战”、“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问题论战”等一系列或齐头并进或前后相继的史学论战,构成了从1959年至“文革”发生这一时期史学界的基本内容。今天看来,这些论战究竟有多少建设性仍可以讨论,但至少可以说这些论战的意识形态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而且,上述“问题”之所以成立,也大都基于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样说,绝不意味着上述论战的双方从根本上没有是非可言,而只是强调,即使是与学术立场最接近的一方,也是在当时意识形态话语脉络中发言的。而且,当时有些论战简直可以说就是政治理论论战,遂自然演化为比较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

史观派内部老一代与激进青年的冲突最后导致了这两部分学者同归于尽,导致了历史学的被取消。当时的激进政治固然通过“学生”打倒了“老师”,但即使这批“学生”也跟不上当时激进政治的步伐,所以也被当时的“政治”甩开了。这就进入了毁灭学术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一开始就取消了所有史学期刊,大学的历史系、专职的历史研究机构,要么不复存在,要么停止科研活动。一个完整的史学界固然已被“政治”彻底同化,但“文革”与“历史”却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可以说创造了利用“历史”、“历史事件”来从事现实政治活动的奇迹,“文革”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政治对“历史”的毫无顾忌的放肆盗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充当了“文革”发动的引信,《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文革”深化的标志———当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光绪”随之呼之欲出,此后的“评法批儒”则意味着“文革”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总是“借历史说事”构成了“文革”的突出特征。这不能不看作是把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之间那条不可忽视的线撤除之后所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激进政治对“历史”的使用可以说是与史观派内部的激进青年所遵循的思路并无实质的差别。不仅如此,作为当时激进政治思想基础的历史观念,也是那批激进史学青年所固守所捍卫的东西。对统治阶级、上层精英带着固执的成见,对被剥削阶级、下层民众带着特殊的偏爱,认为下层民众的一切都是好的,上流社会的一切总是坏的,既是“文革”赖以发动的思想资源,也是“文革”时期始终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基调。而这一切,都是当年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特别是翦伯赞想用“历史主义”来加以阻止的。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1979年中国又一次向“现代化”重新定向之后,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反省“文革”、反省在“现代化”建设上的失误、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史观派亦开始了比较深入的自我反省。这有当时《历史研究》上一系列文章为证。与史观派的自我反省同时,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优劣异同之论”再度出现。当人们反省“评法批儒”时期的“影射史学”与“古为今用”的原则之间的关系时,不禁又怀念考据学派那种“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比较笃实的学风,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在潜滋暗长。从1958年起,“史料派”的名声虽被搞臭,但在整理古代典籍如“标点二十四史”时,仍不得不依靠他们。尤其是“文革”后期,当“评法批儒”这一败坏史观派信誉的做法甚嚣尘上时,考订派的骨干们则被集中到北京中华书局,从事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此举既是对考订派的保护,更是对考订派的另一种形式的肯定。这一破一立的鲜明对照,史观派所感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冲突。

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主要是围绕着这一学派自我反省的限度进行的。史观派应该进行自我反省,也应该接受批评,是这一学派内外的共识,但把反省和批评的边界控制在哪里,则有相当大的分歧。例如,和史观派与生俱来、但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强调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或真正动力”这一观念预设,在1979年受到激烈挑战,由此展开了一场牵动整个学术界的“历史动力问题论战”。挑战的一方由对“阶级斗争动力”的质疑发展到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再由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发展到对历史发展非正常道路的检讨,并由此导致了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在历史上地位的重新估计。谁都能看到,放弃“阶级斗争动力观”的预设,将引发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改写。维护的一方对此忧心忡忡,所以他们主张仅仅反省到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滥用、扩大化、绝对化即可,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一预设或这一命题本身没有错,甚至认为这一预设就是基本历史事实本身的反映。论战就这样展开。受这场论战冲击最大的研究领域当属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既有外战又有内战,既有革命又有改良,既有农民起义又有资产阶级的变法,既有红区又有白区,既有边区政府又有国民政府,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自由主义,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既有革命救国又有实业救国,等等,总之,充满了紧张与冲突是这一时期历史的基本特征,而这一切都曾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质疑直接导致了对本段历史的叙述从“革命化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悄然转换。如果说1949年后的30年是“古史”研究为主导的30年的话(著名的“五朵金花”都开在“古代史”领域),那么,1979年后的20年则是近代史研究为主导的20年:近代史发展线索讨论、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问题、清末新政的意义估量问题、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晚期对“革命”本身的反思和对“激进与保守”的重新衡量,都吸引了整个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的目光。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省是1980年代通向1990年代的枢纽。

不管从1979年至1989年的史观派内部冲突有多剧烈,这一时期的冲突仍在“社会史论战”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话语系统内进行。现在看来,这一话语系统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一系统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用来描述、反映自身历史特点的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套“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诉求”的话语,而且为学术共同体与政治社会所共用。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剥削”、“剥削阶级”、“地主”、“地主阶级”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联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只有放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好把握。严格地讲,这套话语是史学界从政治社会照搬过来的,而政治社会主要用这套话语来从事社会动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史学界在这套话语系统内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大都是意识形态命题,或半是学术半是意识形态的命题。所以,很多“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酿成比较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实非偶然:既然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语言,谁能知道到底在讨论现实问题还是在讨论历史问题?在“舆论一律”的背景下,当然易被看作是“政治问题”。像“文革”前夕的“农民战争史问题讨论”、“清官问题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问题讨论”等,“文革”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中西文化问题讨论”、“历史动力问题讨论”、“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等,结局都或变成“政治问题”,或因为过于敏感而不了了之,其原因都出在话语系统上。笔者之所以将1949年至1989年近40年的史学划为一个阶段,正是因为史学界在这40年间一直都在这一系统内思考问题。这一状况直到最近10年才发生深刻变动。

最近10年史学界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动,莫过于所谓“国学”的复兴和史观派史学地位的下沉这一现象了。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可以归结为史观派的内部冲突的话,1990年代以来则完全可以看作史观派与正在东山再起的史料派或国学派的冲突。人们几乎都能感受到,从进入1990年代伊始,学风、语境、话语、人心、“问题”等,与1980年代相比都处在巨大调整之中,学术界有“换了人间”的感觉。加速这种调整的有两大事件:“批判《河殇》”和“苏东巨变”。前一事件加速了学界向“传统文化”、“本土化”、“儒学”特别是向“国学”的复归;后一事件则可能加速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疏离。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史观派从中心向边缘、史料派从边缘向中心的逆向运动可能构成1990年代所发生的一个突出的学术史取向。

风起于青萍之末。1991年1月18日北京知识界“学术史研究”聚会,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对变化了的外部社会的最早回应。这次聚会的一个与会者当时即指出:对“学术史研究”的倡导,实际上“半遮半掩地亮出了一面复古的旗帜,好像在号召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回到乾嘉去'”;五年后,“回到国学”、“回到乾嘉”则形成了一种很有冲击力的思潮了:这有当时《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上的异乎寻常的报道为证。在这一背景下,遂发生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学”的正面碰撞,这就是胡绳对“国学”的批评和所遭受的还击。

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史观派与史料派在学界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94年底,在《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胡绳通过“介绍一篇文章”,表明基本赞同所谈文章的一个论点:“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结果《孔子研究》在次年第2期推出一组笔谈(11篇),反驳胡绳,同时为“国学”辩护。这组笔谈在反驳胡绳时,或指名道姓,毫不避讳;或替“国学热”叫好,直陈理由;或言辞激烈,根本未考虑胡绳的所谓“身份”与“地位”,甚至认为胡绳的意见并不具有权威性。在这一事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遭到如此剧烈的还击后,胡绳和他所在的史观派的沉默。这种沉默当然可以作多种理解,但笔者更倾向于把它看作史观派业已失去原有力量的表现。仅仅15年前,当所谓“回到乾嘉去”的思潮刚刚露出一点苗头的时候,史观派的气势是多么的强悍,步调是多么的一致!两相对比,说学术界“换了人间”大概并不过分。

史观派在近10年地位的下沉,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的估计:它在20世纪学术史上的地位也随着这种下沉日益变得可疑起来。早在1980年代末期,有学者就坦率指出:史料学派“阵容强大,成果显著”,大大超过了史观学派;“史观学派……不能与史料学派平分秋色”。进入1990年代后,史观派的学术史地位就越发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了。在《20世纪学术经典》的长篇“序言”的作者笔下,陈寅恪及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已处于现代中国学术版图的中央位置,郭沫若如同胡适、梁启超一样被挤到这幅版图的边角地带;从海外引进的一种看法认为,处在这幅版图中央位置的除陈寅恪外尚有陈垣、钱穆和吕思勉;在“国学大师丛书”策划者的心目中,这幅版图也多被传统学人占据着。这些新绘制的现代学术版图,四至或有不同,但有一点却异常醒目:史观派史学所占有的版面正在急剧缩小乃至消失。换句话说,史观派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立足之地正一块块地被抽掉。曾经在近50年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史观派正面临和经历一场比较深刻、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大概是眼下人们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似乎在昭示着:史料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又要或已经到来。有人说,到了1990年代,中国史学“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

已经出现的绝不是应当出现的。史观派地位的下沉绝不应成为史料派在史坛再执牛耳的理由。反过来说一样,也不要把打破史料派垄断地位的希望再次寄托在史观派的复兴上。中国史坛需要融合史观与史料并超越史观与史料之上的第三支力量,而且这支力量也已出现。以社会经济史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者就是我这里所说的第三支力量。对当下的中国史坛来说,能使史料派黯然失色的不是史观派,而是社会经济史学派。

当下中国史坛最富有生机的这个学派部分渊源于当年的《食货》杂志。这一学派在1949年后的大陆史学界史观派与史料派此起彼伏的对抗的夹缝中顽强地延续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成问题”讨论、“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等,特别是“萌芽问题”讨论,为这一学派学统的延续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看得出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寄生在史观派身上的,或是作为史观派的变种而存在的。这一学派真正独立于史观派与史料派而作为第三种力量存在,仅是近20年来的事情。从傅衣凌到吴承明,从吴承明到李伯重,大体可以看作这一学统传承并光大的过程。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崛起,使得原本界限分明的史坛两大学派的对垒变得日渐模糊起来。从史观派与史料派隐蔽但很深刻的分裂走向建立在“重材料但不轻理论”共识下的史界整合,很可能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这一整合可能也意味着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的更趋成熟。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一个世纪的转型过程至此可以宣告终结。

史观派衡估

如果说在史料派与史观派的纠葛中,由于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我们难以厘清其学术是非的话,那么不妨将同时期世界史学的发展作为参照。二战后,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史学重新定向,新史学成为主流。二战后所发生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从研究课题上讲,战前主要是研究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精英史;战后的研究方向则主要转移到社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民众史等方面来。随着研究课题的大规模转移,研究方法上也大幅度刷新,主要是向社会科学,特别是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借用方法、模式和概念,从描述性、叙事性方法走向分析式方法,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化趋势。法国年鉴派是这一史学潮流的代表。而对比中国的史观派与年鉴学派,就会发现二者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有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史观派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同时代世界史学的一般潮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总结和对照的二者对应之处,对史观派加以学术上的衡估。以下五个方面就是我考察得出的初步结论。

第一,从学术理念上看,史观派特别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这固然曾产生让“过去”屈从于“现在”、让“历史”屈从于“未来”的弊端,但基本原则并没有错。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提出过一个“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的著名公式。他说:“古与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其另一位创始人费弗尔也认为,历史学应当是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并通过他们重现过去。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他把理解过去的社会和掌握现在社会作为历史的双重作用。在注重史学与时代、生活和社会的关联这一学术理念上,史观派与现代西方史学的主流认识是呼应的。史观派自诞生之初就主张沟通过去与现在,注重在“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上释放自身的能量。释古变今的现实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品格。

1949年后,史观派对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参与力度进一步加大。著名的“五朵金花”几乎都与时代主题相通。例如,“古史分期论战”在当时看来关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关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形态能否在中国实现;同样是把社会形态学说引入中国史领域的产物,为了说明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应运而生。但现实性并未将学术性完全稀释掉,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们纷纷浸淫于`五朵金花'及其相关命题的研究,这就不能不使得这些命题的研究深度,得到空前的发掘,从而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一个显著特色,尤其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史、农村社会经济史、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为后人的学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为现实而历史”的观念的导引下,史观派也同样取得了一批嘉惠学林、传之久远的学术成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即是一例。翦伯赞在最先编辑的《义和团》“序言”中明确指出:“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编辑此书的动机。《丛刊》基于“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要而编纂,但其学术影响既深且巨,是1949年后史观派对中国史学史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它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共计11种,2700多万字,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丛刊》不但是国内近代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而且颇受海外汉学界的重视。据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美国汉学界的费正清、刘广京、邓嗣禹、芮玛丽等对《丛刊》均有所赞许。

余英时曾这样评论道:史观派“自始至终便不是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依据的”,“这种态度的本身是绝对无可责难的,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史,他正是表现了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完全隔离,不但不能导致“客观”历史的出现,反而会使历史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史观派的现实诉求为其学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其积极作用不可小视。

第二,今天看来,经济史是史观派贡献最巨、生命力最长久的一个专门领域。1949年后,经济史日益受到重视,进入了史学主流之中。与民国时期相比,它在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史研究的空前活跃,一方面表现在史料整理上。近代经济史资料整理的成绩最为卓著,规模较大的有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孙毓棠、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李文治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辑,陈真等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辑,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卷,另外还有涉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资料,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15编,它是辑自海关的第一手资料。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并未完全停留在资料汇编的层次上,而是渗入了编者的研究心得,所以总体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上品。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各种研究性论著大量涌现。通史类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田昌五、漆侠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汤明燧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通史》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2000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体大思精,且各分卷主编多为所在领域造诣精深的专家。这套书甫一问世,即已“饮誉海内外”。专史类更是硕果累累,如农业史、工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财政史、交通史均不乏名家力作。像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篇》,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稿》,则是其中有影响的作品。据统计,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论文和著作有近2万种,可见研究状况之盛。

同时,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仿佛一种高效催化剂,将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推进。尤其在1949年至1966年,理论争鸣的焦点同时就是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重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1949年以后史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与之相关的成果汗牛充栋。在寻觅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的过程中,人们几乎遍及这一时期丝织业、棉纺业、矿冶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市镇等方面的有关资料,深入开展了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苏、淞、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如同一位明史专家所说:“尽管有关资本主义萌芽涉及的每一点学术界都存在着种种分歧,然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探讨,使我们对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大大深化了,较之40年前这一领域的近于空白,不能不承认已取得重大进展。”林甘泉也认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为后来明清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热门打下了基础,今天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有这样一个局面,得益于50年代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李伯重评价道:这一研究,中国学者“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论存在什么样的局限,这个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学者们对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可以说已经弄清了事实真相。”连海外的余英时也承认,大陆学者从事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甚至可以说,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进一步说,若没有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近几十年经济史研究的繁盛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是社会经济史占主流的世纪,史观派攻治社会经济史,填补“食货之学”的空白,使中国史学得以“预流”世界史学。

第三,“从下往上看”的价值立场。随着学科开放和相互影响的加深,社会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史逐渐成为包括年鉴学派、英国“社会史学派”在内的西方现代史学新的研究取向。研究对象从精英转向民众被视为新旧史学转型的标志之一。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的弊病,但真正在史学实践中扭转精英本位局面的是史观派。在这一方面,史观派所起的作用与年鉴派所起的作用一样。伊格尔斯说:进入19世纪后,渗透在历史著作中的实际上是贵族的观点,或者说,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的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被认为没有价值,年鉴派的努力纠正了这一偏向。中国的史观派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价值立场的选择上看,史观派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对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暴动、平民造反尤为推崇。正是由于这一学派的努力,几千年来乡下百姓的生活才在史书上得以显现。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来的40年中,共发表文章4000多篇,各种资料、专著和通俗读物达300余种,可谓极一时之盛。农民战争史可能是1949年后史学成果密集度最高的专门领域。据20世纪70年代的海外学者观察,1955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著作和研究的最显著特征是“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关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的确如此,无论翻开赵俪生、高昭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的《中国农民问题探索》,还是浏览郑天挺、孙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漆侠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农民战争为轴心的集中研究不仅使学者们在宗教、宗族、人口诸方面收集、整理、积累了下层民众的各种材料,为今天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使中国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民间社会,构成了今日社会史、民间史复兴的内在理路。90年代以来,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热情已然冷却,但事实上它所导引的那种“从下往上看”的研究取向仍在社会史领域中得以延续。把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遗产放在社会史的范畴内重新予以消化,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中国史学由精英史到民间史的转换。

第四,跨学科的治史方法。广泛吸收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辅助历史研究,是年鉴学派最大的创新之处,并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史观派也一直在从事跨学科研究,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以摩尔根的人类学发现为参照,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清洗出一个类似于西方史前社会的“原始社会”来,是唯物史观派一问世就贡献给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成就。

在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改造”的各个史学流派中,真正做到以社会科学理论治史的当推史观派学者。他们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诸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致力于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阐释。史观派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结晶。正是通过这一学派,中国史学实现了与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的初步整合,从“义理”层面初步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转型。在1949年以后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中蕴涵的经济学、社会学内容广泛渗透到历史研究之中。

唯物史观派还普遍借鉴马克思社会学中的阶层分析和集团分析方法作为研治史学的辅助手段,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前两卷)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阶级观点被作为开启中国历史神秘之门的总机关。应当承认,将历史上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它们加以考察,从而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把握,的确不失为一条可行途径。适当取用阶层分析和集团分析方法不但无损于历史学,而且会提升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能力,从史实中求史识。

此外,史观派史家常常将思想史上的问题作社会学的处理,这颇类似于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例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即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立场,强调思想史必须以社会史为基础,“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的确,尽管思想演化的“内在理路”不容抹煞,但流质多变的思想绝非单一的“内在理路”所能充分说明,凿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内外交融”之法有充分的合理性。这样就超越了纯史学方法而具有了跨学科性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在史观派史学中体现的也十分明显。由于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分析工具,史观派史家剖析中国古代社会、考察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自然深刻得多。

第五,史观派着眼于对中国历史的贯通性考察,注重长时段和重大事变。“通”是其一贯的追求。这当然首先体现在通史编纂上。可以说,通史在史观派的著述体裁中占有首要的位置。1949年后,范文澜历时近20年继续对已有的《中国通史简编》加以修订和扩充,延续了原著观点新颖、材料丰富等特点。“文革”后,在蔡美彪主持下进行续作,并改名《中国通史》行世。这部10卷本中国古代通史成为最有影响的通史著作之一。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特点是史与论熔为一炉,是当时编写最精粹、最规范的中国通史教材。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鸿篇巨制。其基本宗旨是体现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并在通史体裁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反映了当代通史编纂的最新水平。新近出版的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预设,立论恢宏,洞幽察微,完全可以视作当代的《读通鉴论》。

正是因为立足于通古今之变,史观派这一学术共同体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变动。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魏晋之际、明清之际这些历史上的大转折点之所以能得到相对透彻的清理,与这一学术取向密切相关。史观派热衷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关节、时代的大转折,本身就是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一个较长的时段中进行考察的努力。

社会形态的更替是最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关于它的研究构成了20世纪史观派史学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1949年后学术界对社会形态更替问题的热情再度升温,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形成高潮,它“所涉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以及各种意见相互争鸣之热烈”,是前此20年间所不能比拟的。要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就必须对处在各形态交替点上的历史时段进行细致入微的和全面的探究。在古史分期讨论中,各派都去挖掘史料,分别对某个历史时期内的经济、政治、思想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清理。例如,为了论证西周封建说,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考察比较了殷周两代的殉葬和祭扫、人身隶属关系、土地所有制度、宗法制度等等,得出殷、周两代社会性质有异的结论。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白寿彝、田昌五等人的战国封建说则着重从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井田制的破坏、私田制的出现、“庶人”身份的改变、诸子纷起这些事实来判断社会形态更替。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通过考察农村公社、流民暴动、世家豪族、农民部曲和佃客等历史事实而分析得出魏晋封建说的结论,等等。在近年“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受到根本质疑的情况下,社会形态问题仍未从学者的视野中消失。本来资料最为稀缺的上古中古史,却率先得到精细、深入的清理,这不能不归功于古史分期问题的吸引。

最后说明一点,我们在澄清和重估史观派的学术史意义的同时,不能不深刻反省其本身存在的严重缺失。上述五个特点是史观派史学的价值所在,惜乎它们不幸流于极端化或片面化,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历史学的学术品格,甚至堕落为政治运动的婢女。“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固然合理,但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农民战争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负载着意识形态使命,其“一度成为显学”,也不过是“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并非完全出自学术自觉。史观派所跨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其人类学理论只是一种根据欧洲的经验事实概括出来的关于“欧洲型”的理论,是一种“西欧历史法则”而不是“东方历史法则”;其社会学也基本上是一种冲突社会学,其经济学则是《资本论》中阐发的政治经济学,等等。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都非常明显。同时,1949年后长期的封闭状态,也使得中外史学交流陷入停顿。客观地说,史观派史学与国际史学潮流的契合毕竟还相当有限。

未曾中断的考据学统

总的说来,50年代到80年代的史学史,是一部史观派地位上升、史料考订派地位下降的历史。尽管两派的地位置换在1949年后成为现实,但在新的格局之下,史料派的研究工作却仍在继续。史料派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考据话语并未中断,许多学人仍在从事考据作业,其成果照常发表;二是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陆续开展,并且取得了空前的业绩。

考据为史料派学人所擅长。让他们放弃考据,也就等于让他们放弃立身之本,这一点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就从没有放弃过考据工作。顾颉刚一直在从事《尚书》研究。其实,他对《尚书》的整理自1922年就已经开始。1951年,他以《尚书》为自己的专业,萦情于《尚书》今译工作,用半年时间将最艰涩难解的周诰八篇译出。1959年应历史所、中华书局之命,顾颉刚开始按全书整理《尚书》本文,分校勘、注释、章句、今译、评论数项,尤其在史事的考证上花费了极大精力。在做《大诰译证》时,他“以四年之力,易稿三次,成四十万言,不仅在文字、训诂、语法各方面尽力搜讨古今人之著作,一一为之批判接受,并考证周初史事,以周公东征,东方民族大迁徙为中心,自信甚多新见,足揭三千年前之史实”。顾颉刚对《尚书》的整理考证一直持续到其生命的最后阶段。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曾是“古史辨”派的中坚,发表的文章多为考据。1949年之后,他开始转向理论研究,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投注了大量精力,但考据工作并没有停止,其春秋左传研究就是明证。他时时关注《左传》,一有发现就写信告知顾颉刚,有时一封信达“万数千字”。从1965年开始,童书业全力投入《左传》研究,先后完成《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初稿,后来二者汇集为《春秋左传研究》一书。此书是对古史传说和西周、春秋重要史事的系统而全面的考证。他晚年从事的另一项关于美术史的研究,除少数评论性文字外,绝大多数是考据性的。甚至有人认为,童书业在研究理论时,仍在应用考据的方法。直到去世前的8个月,他还念念不忘考据,不但一如继往地肯定考据学的价值,还对考据学的规律进行总结。与顾、童一样,其他来自旧学营垒的学者也在默默地进行考据工作,如陈寅恪研究柳如是,黄云眉考证明史,杨树达研究《汉书》,王仲荦清理北周地理志等等。不过此时的考据工作与以往显著不同,它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其独立性降低了。如顾颉刚就认为,整理《尚书》可以“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课题供给确定可靠的材料”。这自然与以往“为考据而考据”有所区别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据传统在《历史研究》杂志中延续了下来。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是中国大陆最具权威的史学专业期刊,它的办刊宗旨是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但属于旧史学范畴的考据文章也占了一定的比例。陈寅恪、顾颉刚、郑天挺等人的考证之作都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创刊伊始,陈寅恪就连续发表了《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两篇长文。郑天挺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也在1958年发表。此文具有鲜明的史料考证性质,全文引用101条史料,以一万多字的篇幅来说明一条史料,以至于被认为是“唯史料论治学方法的典型”。顾颉刚在1962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将其《〈尚书·大诰〉今译》结论摘要发表。这篇考证,“集合二三千年中留下来的资料,加上七八百年中学者们不一致的讨论,组织成一个历史系统”。

考据传统之所以能够在新史学的权威刊物中延续下来,主要是当时史学发展的形势使然。194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正统地位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在充实汇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力量的同时,还要对异己的学派进行改造,学习马列理论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既是学习,当然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学术研究。新成立的中国史学会的第一项工作,是编辑一套中国近代史料。高校中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则从不同角度探讨经典作家的理论命题,只是通过编写教学讲义来交流学习经验。就全国范围而言,1950年代初的四五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如郭沫若所说:“目前还得不到一本像样的通史,或其他各文化部门比较的专史”。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历史研究》才不得不向其他学派开放。在创刊号中,两类文章平分秋色。但不久以后,《历史研究》就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轨道,史料方面的文章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被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内的问题争论所淹没。但无论如何,考证路数在《历史研究》中是延续下来了。

考据或史料研究成果,不但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中时有发表,而且在1962年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园地———《文史》。创办这个刊物的初衷,就是为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却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开辟一块发表的园地。第1辑的《编者题记》中说:“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这是因为“积累和辨析资料”是学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第一步”,《文史》要造就的是这样一种鲜明的风格,即“崇尚实学,去绝浮言”。顾颉刚、陈垣、游国恩、于省吾、杨宽等人的文章不断在《文史》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不过,它始终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第一,在酝酿阶段,刊物名称和运作方式都经过慎重考虑,始终保持低调姿态。第二,《文史》是短命的。虽然稿源不断、销售迅速,但它到1965年6月印行第4辑后就无疾而终了。这说明,尽管存在这么一块园地,却经受不住风雨的摧残。

在这一时期,更能显示史料考订派顽强生命力的,是他们那些由多年心血凝成的专著。1949年之后,各大出版社仍在编辑出版考据性质的著作。如顾颉刚的《古籍考辨丛刊》(1955年)、《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957年)、《史林杂识初编》(1963年),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56年),童书业的《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1962年),刘节的《古史考存》(1958年),杨树达的《汉书窥管》(1955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1955年)、《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1956年),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徵》(1962年)、《明季滇黔佛教考》(1962年)等。大体说来,这些著作包括两类。一类是旧书重印,1949年前已经出版过。这说明尽管时代不同了,但考据作品的生命力并未完全丧失。主流史学虽着意除旧布新,但学术自身固有的传承性又使得它无法回避、漠视既已取得的成就。另一类是以前从未出版过的,也都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并非1949年后取得的新成果,因此仍与所谓“旧史学”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即使从史料派中走出来的新史学的代言人吴晗也有考据作品问世,如《读史札记》(1956年),这说明史料考订路数没有被完全阻断。

1949年之后,史料派与史观派开始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这主要包括几个重大项目:标点《资治通鉴》和“杨图”改绘,以及点校“二十四史”。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史观派主持策划,由史料派负责具体工作。史观派借助国家权力,充分调动起可以利用的资源,把相关专家集中起来联合攻关。史料派则在史观派的统一规划之下,分工协作,承担着繁重的整理任务。这样,两派实现了优势互补。实际上,这几项史料整理工作仍应主要归功于史料学派,因为史观派只是出面组织协调,较少参与业务活动。

(一)标点《资治通鉴》。1954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由吴晗和范文澜领衔,尹达、侯外庐、刘大年、翦伯赞、金灿然以及高教部和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组成。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由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聂崇岐、齐思和、张政、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等参加标点。工作开始后,顾颉刚一人由于无力承担总校任务,1955年又成立校阅小组,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共同校阅。同年5月顾颉刚病,由聂崇岐主持工作。标点工作选择版本较佳的清人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为底本,并参考前人校勘过的宋、元、明各本,集历代校勘之大成。分工标点、分段的第一期成果,均再经二三人互校,最后交工作委员会复审。1955年底标点完毕,由古籍出版社于1956年6月出版。

(二)“杨图”改绘。由于《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很快结束,原“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正式改名为“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杨图”改绘工作由谭其骧主持,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百余人参加。其实,自1963年开始,工作范围已超越改绘“杨图”,进入了新编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地图集的阶段。这项工作到1973年基本完成,1974年起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1982年至1988年出全8册,公开发行《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这套图集共20个图组,有图304幅、总549页;全部采用古今对照,绘入古地名约70000个。它成为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点校“二十四史”。这一项目与两件事有关,一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一是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历史组的召集人是翦伯赞,成员共30人。点校“二十四史”是小组成立后进行的一个重大项目。此外,酷爱读史的毛泽东曾指示要把前四史标点出版,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共同商定,扩大为点校“二十四史”。承担此项工作的或为个人,或为高校历史系。整理工作自1958年开始,1966年被迫中断。1971年又恢复工作,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点校组长为白寿彝,副组长为赵守俨和吴树平。1978年春,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这套3000余卷、4000余万言的史书按统一的体例标点、分段,经过了全面的校勘,真正做到了超越前人。日本学者这样评价道:它“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而且,“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史上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

(四)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项目的开展与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国史学会的成立直接有关。毛泽东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丛刊》的扉页上印着这段话。尽管编辑《丛刊》并非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但的确是从毛泽东的意见出发的。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负责人是范文澜,确立了以推动近代史研究为工作重点,立即开始组织《丛刊》的编辑工作。1950年成立了总编辑委员会,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组成,并确立了各个专题及其负责人。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在此后的10年中,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丛刊》。1950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邵循正主编),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1978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共计11种,2700多万字。它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其中有些是罕见的珍本、抄本、孤本和外国档案及私人译著。除正文外,《丛刊》还附有“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等,极便学者的查检利用,是此后海内外所有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在这一项目中,两派的合作表现得最为明显。从编委会成员组成上看,基本上是各居其半。不过,史料派仍起着基础性作用。各专题的主编者,除翦伯赞、范文澜外,几乎都是史料派学人。即使在由翦伯赞、范文澜主编的书中,史料派也起着基础作用。

总之,上述几项重大的史料整理工作,是新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与史观派密切合作,是这时史料派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特点。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在合作中,史料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示出自身的学术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史料派学人或多或少会产生一种在新旧之间的无所适从感,出现对自己以往学术的认识危机。这些史料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使他们逐渐克服危机,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同时,史料派的学术,本来在被“打倒”之列,通过参与史观派领衔的项目,也得以存活下来而绵延不绝。其二,由于两派的沟通加强,史观派还受到史料派一定的影响。两派的治学风格尽管差异甚大或者说截然不同,但合作就必须互相妥协,双方开始彼此影响。史料派的一些学术理念,部分地为史观派学人接受。

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学尽管未发生根本性转换,但的确出现了一种新局面。在这一时期,史料学派的路向再度浮现,最显著的表现是“回到乾嘉去”思潮的泛起。

“回到乾嘉去”是1980年前后史学界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这股思潮主张退回到乾嘉时代的学术路径上去,把目光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其言下之意是回避理论研究。无疑,这是史料派治学旨趣的抬头,是对史观派学风的反动。由于“回到乾嘉去”是私下的议论,不是公开的旗帜,我们只能从批评指责声中寻觅其踪迹。1981年有学者明确指出:“近来听说还有极少数轻视或不太信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又强调学习所谓`乾嘉学者'的考据。”戴逸等人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史料派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并对可能出现的史学思潮失衡趋向表示了担忧。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访问时,他们一致强调指出:现在有人“不愿意再依靠马列主义,而是想用西方实证烦琐考据和史料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戴逸还说:这些年有些人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的指导必然会带来主观武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害科学性”。郑昌淦指出:“最近两年,史学界有一个偏向———有人觉得马列主义理论过时了,搞历史是纯粹学术,着重考据、校勘,不搞理论研究了。”丁伟志认为,近来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兴趣相当淡薄,越来越只醉心于琐细问题的考证。在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上,张友渔说:“现在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中间,存在一种轻视理论的倾向,他们认为理论不重要,只有史料才重要,有了史料就有了一切。”1982年在太原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指出:当前需要强调一下整体研究,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过于注重考证”。“回到乾嘉去”思潮的出现,是史料学派再次浮出水面的表征。但对此我们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史学总体上仍处于一种徘徊状态,“回到乾嘉去”只是极端教条化史学被废黜后的众多选择之一。与之同时的“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回到马克思去”、“走向系统论去”几股思潮同样强劲,而且它们能够以公开的姿态出现,其声势较之“回到乾嘉去”毫不逊色。所以,“回到乾嘉去”思潮虽一度抬头,但并未将史料派从边缘推到中心。史料派要取代史观派的主流位置,还需要经过一段修复和积累的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文革”中断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恢复,并逐渐趋于繁荣。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为整理出版古籍提供了政策依据。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工作。次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根据中共中央“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高校”的指示精神,1983年9月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人才培养工作。这样,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有了两套系统。短短几年内,古籍整理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首先,古籍出版数量上升,系统性增强。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年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是此前32年古籍出版总量的1.9倍。以历史古籍来说,1980年出版30余种,1981年出版60余种,1983年增加到120余种。同时,古籍整理出版还体现出系统性。继“二十四史”标点本出版后,陆续出版一套“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与之相配合。就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来说,到1980年代中期差不多完成了全部配套出版计划。这样,古代史书三种最重要的体裁都有了经过整理的新版古籍供治史者利用。此外,“会要体”、“典制体”等较为重要的体裁的史书,也陆续出版。至于门类繁复、数量众多的历史笔记也累计出版了几十种,为唐、宋、元、明、清的史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其次,出版古籍的机构不断增加。以前的古籍出版工作多为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承担。1980年代以来,一些省市的出版社也加入进来,古籍出版的力量日益壮大。像山东的齐鲁书社、湖南的岳麓书社、四川的巴蜀书社、安徽的黄山书社、陕西的三秦出版社、辽宁的辽沈书社等地方性出版社,都是古籍专业出版社。

最后,古籍整理研究的机构进一步扩充,专业人才不断增加。以往的古籍整理,基本上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状态,没有固定的组织。进入80年代后,高校系统内成立了20多个古籍所。这些古籍所初步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古籍所还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大量中青年专业人才逐渐成长起来,缓解了以往青黄不接的局面,确保古籍整理后继有人。人才培养成为高校古籍工作的重点内容。

1949—1988年间,出版古籍4511种,其中历史文献1338种,占1/3以上。古籍整理基本上是一种资料工作,校勘考据是其基本方法,可归于史料派的治学路数。所以,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实际上加强了史料学派的力量。此外,由于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从客观上说,古籍的流通,为1990年代所谓的“国学复兴”创造了条件。

1990年代的国学复兴,使史料派的地位迅速攀升,并终于从史观派的长期笼罩下解放出来。传统的国学研究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排斥理论与概括。清代的乾嘉学派就基本上依靠归纳,排斥抽象推理,他们只注重事实的还原、不想在弄清事实后去进行价值的判断和体验式的理解与分析。国学的复兴、史料派的得势,使整个史学界的风气为之一变。1990年代史学界的基本特点是,回避对重大历史现象和大规模社会变动的研究与讨论。这一新取向在1990年代涌现的《国学研究》、《学术集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原道》、《原学》等书刊中有明显的体现,以至于有人认为,“到90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这种说法虽有夸大之处,但也表达出当代学人的切身感受。90年代的中国的确进入了一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在这种语境下,史观派与史料派的易位当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代,陈寅恪、王国维等“国学大师”开始取代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成为新的学术偶像,其中陈寅恪尤具典型意义。自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一股“陈寅恪热”席卷而来,学界连续编辑出版了5种陈寅恪学术纪念文集,至于《史家陈寅恪评传》、《解读陈寅恪》、《陈寅恪的最后20年》等传记和传记资料,一时间充斥书店,这是包括章太炎、王国维在内的任何国学大师享受不到的殊荣与推崇。陈氏甚至已经取代了王国维,被许为“新史学”的开山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中心人物。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可能标志着学界从重思想到重学术、从重义理到重考据这一重要变迁进程的完成。既然陈氏已成为一种学术符号,那么,高度推崇陈寅恪,就不单单是对一个已逝先人的纪念,只能是对“回到纯学术”这种为学倾向的委婉表达,更可能是对一种学术传统的缅怀。总之,“陈寅恪热”折射出1990年代学术气候的巨大变化。

国学复兴改变了史料学派的地位和命运,并未改变史料学派的性质。史料派始终以史料工作为中心内容,甚至视史料为学术的全部,这种立场所导致的缺陷也是他们自身难以克服的。同时,史料派与史观派仍处于一种无形的两极对立状态之中,消弭这种对立决非易事。因为两派的恩怨纠葛渗透了太过复杂的学术的和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要排除这些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不论选择这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中国史学都无法真正克服单一取向所导致的自身缺陷。那么,中国史学是否可以在两者之外开辟出第三种学术路向,从而超越两极对立的僵局,步入一种更臻完善的境界呢?

史观与史料张力之间的会通取向

在近50年的中国史学界,除了占主流地位的史观派和基本上被边缘化的史料派之外,在这两大学派的夹缝之间事实上还存在一个治史路数大体一致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群体。这个群体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是因为这个群体既努力兼取两派所长又努力扬弃他们各自的偏执,希望执两用中,不偏不废。在1949年前,有的学者就已看到,七七事变后,“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之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抗战后期,史学界趋向协调综合的潜流日益增大”。而当年的《食货》杂志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及其背后的“史学研究会”则可以让人切实感到,一种会通各派所长舍弃各派所短,平视理论、方法与材料地位的新的史学取向早已在1930年代中期即已出现。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会通派”的形成。

尽管梁启超的“新史学”、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派”、在社会史论战中崛起的“史观派”,都曾从某个方面为“会通派”的酝酿贡献过必不可少的基本成分,但不能不承认,“会通派”的学统应部分直接溯源至《食货》杂志。首先“重视材料”但同时“绝不忽视理论与方法”,是《食货》杂志遗留下来的学统。创刊号上“编辑的话”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理论虽“只能指示我们一个观察事物的眼光,解释事物的见地,批评事物的立场,……不能……替我们创造历史的事实”,但理论却是不可缺少的。在“古史辨”派和史语所派占主流地位的背景下,《食货》杂志却断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时代业已来临。曾致力于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清华大学的吴景超坦言:他的研究就“先由理论下手,根据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都市”,然后又“以研究中国都市的所得,再来修改理论”。刊发在《食货》上的大量论作,实践了该杂志的办刊宗旨。全汉、杨联、何兹全、武仙卿诸人的作品,既一扫考订派的拘谨局促,又无史观派的大而无当。此外,以清华大学学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诸人的述作也是正在形成中的“会通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梁方仲对“一条鞭法”的探讨、汤象龙对鸦片战争经济背景的勘察、吴晗对明史的系列研究、张荫麟的通史撰写、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的叙述等,都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与史观派和史料派的为学取向均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总之,上述诸位学人,在崇尚材料的“疑古派”、史语所派和迷信理论的“史观派”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兼重材料与理论的史学研究之路。

这一治史之路并未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中断。不过,会通派在1949年以后30年间的存在,基本上处于一种似断非断、不绝如缕的状态。在这一期间,带着会通派印痕的或有会通自觉的史家屈指可数。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可能是傅衣凌,其次是梁方仲。在民国时期以“一条鞭法”研究闻名中外史坛的梁氏,1950年代出版了又一经济史名著《明代粮长制度》,这一经过20多年努力写成的专著,既有细密的考证,又有宏观的概括。《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被认为“是一部内容丰富具体化了的计量经济学,又是一部大型的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工程的巨著”。该书的导论,是对中国相关经济史现象的出色的理论分析,显示了深厚的思辨色彩。梁氏反对“就事论事”,主张“小题大做”:要在“一滴水中见太阳”;既认为正确的概括一定要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又认为细密的专题研究不能代替综合的概括。这一时期的另一名家是杨宽,他的《古史新探》、《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和《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等,均视野宏阔,细密扎实。此外,年轻的景、罗伦根据田野调查所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述史家的作品,大都有概念有理论,较少当时流行的教条和八股气味,有考证有材料,但绝不局限于材料。把这两方面结合最好的史学家是唐长孺,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论著,秉承当年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兼采唯物史观派的许多思想和术语,同时又不避烦琐考证之讥,会通的风格一望而知。

“文革”结束后,会通派迎来了大发展的最好时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受到深入清算,史观派史家在抛弃空疏的学风后正向史料进军;史料派受到近30年的熏陶,已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理论思维的初步训练;西方史学观念也开始影响中国史学的走向,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史、经济史作品,更在强力诱导着中国史家效法。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理论和范式的导引,尤不能缺乏材料考证的基础,已成这时学界的共识。近20年来最富价值的学术成就可以说大都是在会通的基础上完成的。社会史研究领域里的累累硕果,可作为典型一例。社会史的专题研究尤具代表性:如葛剑雄等对中国人口史及移民史的研究,冯尔康、常建华等对宗族社会、清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刘泽华对传统社会“士”的研究,彭卫、宋德金等对婚姻史的研究,朱凤瀚、谢维扬对商周家族形态的研究,马新、齐涛对汉唐乡村社会的研究,唐力行等对徽商的研究,马敏等对晚清“绅商”和“商会”的研究,陈支平、郑振满等对福建家族势力的研究,陈春声、刘志伟等对华南民间信仰的研究,蔡少卿等对近代帮会和秘密社会的研究,李文海对近代灾害的研究,乔志强、赵世瑜等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胡新生对先秦巫术的研究,高世瑜对唐代妇女的研究等,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中国社会史论》一书较为全面地汇集了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既非传统的史料派所能范围,亦非原有的史观派所能涵盖,它们都是跨学科、跨学派的产物。最近杨念群倡导的“新社会史”研究及其所提供的范本,已把社会史研究带进一种更加国际化、社会科学化的新境界,展示了这一领域的诱人前景。

应该承认,会通宏观与微观、学术与时代、理论与材料、中国与西方、历史学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这一理想的治学特征在1949年后特别是最近20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体现得最为集中、最为充分。其中,傅衣凌、吴承明和李伯重堪称这一研究中三个前后相继的代表人物。

傅衣凌(1911—1988)早年即受过社会史论战的熏陶,这场论战所提出的“问题”,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历程。正由于此,他自然地成为《食货》的作者,特别是他坚持运用《食货》所力倡的“地志学的方法”:“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从而开辟出一条“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治史之路。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就是这条治史之路上的最初成果。此书以偶然发现的一大箱、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为基本依据,“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该书虽然因为战争环境而在国内流传不广,“但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史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在该书中所倡导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选题设计,现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治史模式。1949年后,他又出版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场经济试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等名作。傅衣凌在《食货》、《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和“史学研究会”之后,对社会经济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最终完成了这一领域的“范式”构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统清晰、特色鲜明的学派。这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透过片断的史料显示历史的归趋,又能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料的意义”;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尤重田野调查,以今证古;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等等。

从上述特征上看,笔者同意下面这一判断:“傅衣凌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换句话说,傅氏的研究已深预国际史坛的主潮之流,有人甚至认为:“他在日、美汉学界[已]被尊为一代大师;”“在海外,治中国明清经济史的学者往往把他的著作当作案头必备之书”。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学界承认在中国已出现一个“傅衣凌学派”:“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尽管我们无法一一确指该学派的所有成员及其与傅衣凌学术路向的关系,但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等人的学术成就明显发源于傅衣凌,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傅衣凌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现在正从社会学取向向人类学取向调头,换句话说,这一学派现在有可能正从社会经济史蜕变为社会文化史,从社会经济史学派蜕变为历史人类学派。而这一点则又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最新动向步调一致。这从一个侧面可能也反映了这一学派的国际化程度。

当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傅衣凌学派”正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弯的时候,以吴承明为核心的学者圈子却正向经济学等最新社会科学进展靠拢。假如说傅派学者更重新材料的话,吴派学者在重视新材料的同时则更重新理论与新方法。

与傅派渊源于《食货》不同,吴派从学源上讲,可能与当年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及活跃在它背后的“史学研究会”经济史研究取向有某种传承关系。这批学者在方法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格外注意对可计量资料的收集处理和统计手段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充分运用。《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和《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年)》两部经济史巨著的作者梁方仲(1908—1970)和汤象龙(1909—1998)都出自这一学术共同体绝非偶然。而吴承明在现阶段可以说是中国计量史学的杰出代表。从这一点上说,他是梁汤史学的忠实传人。但与梁汤不同的是,他基本上走的也是社会经济史之路,因为他与傅衣凌尽管学源不同,但都在倾力思考同一个问题: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肇始于何时?这一近代化进程为何如此迂缓如此曲折?再进一步地说,他们都在一段时间内探讨过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傅当然是这一问题讨论中的一派的代表,吴则是这一问题“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系列著作中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卷,集中展示了吴在此一问题上的系统和高深见解。然而这还不是他最主要的东西。

吴承明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示范性长远性的贡献在于以下两端:首先他撇开了纠缠不休的“萌芽”问题,从“市场”问题入手,开辟了一条更为宽广更为切实的研究中国向近代转型问题的新路径。1980年代初,当主流学界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吴氏已经着手研究市场即流通问题了。从1983年起,他发表了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而且他的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的因子,是他一系列相关研究的基本预设。他的市场研究则是对这一预设的实证考察。比这一点更重要、影响也更长久的,是吴氏对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探索。他在这方面刊发了一系列专门论作,这些论作反映了他多方面的高深的理论素养。通过这些论作,可以说吴氏已构建起一个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系统,指示了一条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康庄大道。其中,吴氏的经济学理论训练之纯正有口皆碑。他的经济史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重要发现和创见,可能主要得力于此。如果说傅衣凌的研究更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话,那么吴氏的研究更富于经济学色彩。而吴氏对历史学本性的体认和感悟,他对材料地位的强调和重视,又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职业历史学家,《论历史主义》一文提供给人们的绝不是一个普通史家所能提供的智慧。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科际整合上,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史上,吴承明的系列成果堪称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一座新的里程碑。

既汲取傅派区域社会研究之所长、又兼具吴派专精经济史之优点、还深刻介入国际史学主流之中,李伯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史研究论作可能代表了当下社会经济史领域最富有活力的部分。其中,《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和《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两书,已激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从出道伊始,李伯重就一直把精力集中在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探索上,从未游离过,从这个角度说,他深得傅衣凌区域史研究之真谛,在“明清江南”这个特定的时空内,他已经做到了“精耕细作”。但他不是一个学术上的“农夫”,他的落脚点始终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上。在江南区域社会内,他探讨最深入的是经济史,尤其是生产力经济史,而对农业生产力的研究,创获最多。李在生产力经济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论,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拓了一条道路”。而与欧美史学的前沿探索同步互动,与国际同行及时对话,将西方学界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概念和成果引进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则是李伯重最重要的特色。李伯重已经深深介入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潮流之中,甚至在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特殊优势引领这种潮流。他对近代化起源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和“江南早期工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过密化”等理论的思考与驳议,应该说是深入的,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他的见解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学术影响当前仍在持续之中。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无疑是目前中国史学研究的生力军之一。对整个中国史学界来说,这方面的具体成果可能还是次要的,其所体现的左右20世纪中国史坛的两大史学取向之间的那种合流或会通的趋势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重材料尚考证的同时,并不轻理论卑方法,是这一趋势的最重要的特征。从事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恰到好处地将这两个方面均衡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表现了高度的理论和方法自觉,正是这份自觉,让我们感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学已趋于成熟。

像史料学派那样,甚至比史料学派更强调和突出材料的地位和意义,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者极为引人注目的特色。“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是傅衣凌的名言。吴承明认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应该“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论从史出”;他甚至倾向于肯定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命题,认为“历史研究的惟一根据是史料”。然而由于“史料并非史实”,所以必须考证,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不先在史料考证上下一番功夫,没有鉴别考证史料的经验和修养,径行下笔为文,不是真正的史家。”他因此十分推崇实证主义,将其视为治史之本、“史学的第一原则”。在他看来,实证主义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

突出理论、重视理论是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另一典型特征。无论是傅衣凌、吴承明,抑或是李伯重等,均十分重视理论,且不同程度地受惠于“理论”,如“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之于傅衣凌、“计量经济学理论”之于吴承明、“早期工业化理论”之于李伯重等。正如后者所说:“方法论在史学研究中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理论是断不可少的,“不应当号召学者退回到纯粹的考证工作上去”。且他们一致主张应援用多种理论,因此强调“史无定法”。

“史无定法”这一治学箴言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史学走向成熟的直接证明。“史观派”长期以来一直认定“唯物史观”是惟一科学的历史观,这就排除了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史料派”则坚决认定“史学只是史料学”,实证是惟一科学的方法,这从根本上排除了任何社会科学理论进入历史学的可能性。“史无定法”论一出,上述两极端应该俱消失于无形。吴承明认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都在选择之列。在历史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取决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且在吴承明看来,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思维的方法或者论证的方法,没有例外。“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即使这样,也“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用任何单一理论或单一模式解释历史都不行。这就是所谓“史无定法”的基本含义。祛除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所有这些理论都还原为从事历史分析的具体工具,从而为大规模引进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通则洞开方便之门,这可能就是“史无定法”论所将起到的革命和解放作用。历史学将有可能从此走在没有意识形态重负的学术之路上。

克服时起时伏、周而复始的两极对抗,在理论与史实、方法与材料、时代与学术的固有紧张之间,寻找到一条兼收并蓄的中庸之道,会通派的这一特点肯定会使它成为未来中国史学界一个极富活力的流派。笔者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史料派和史观派本身将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各自都有自己长久甚至永远的生命力。如同上文所说,在历史研究中是否采用理论,完全应视工作对象的需要而定。若是考订字义、辨别真伪、校勘版本,总之当从事史料学或古籍整理工作时,大概非依乾嘉旧规和20世纪的新考据学不可;但若要从整体上、宏观上、全局上把握人类历史演进的线索,揭示不同社会结构之间变迁嬗替的深层动因,真正做到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上,则非援引某种学理和史观作依据、尤其是依据唯物史观不可。而要研究社会经济史,没有材料固然不行,没有理论特别是没有西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理的帮助也同样不行,在这个领域非需要跨学科不可,这就是会通派出现的缘由。所以,从现在直至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史坛正进入或已经进入一个史观派史学、史料派史学、会通派史学三足鼎立的多元格局。在这样一个多元互动的坚实平台上,中国史学定将迈向一个不辜负自己辉煌过去的新高峰!

此文为缩略版,原文刊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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